王子今：秦二世直道行迹与望夷宫“祠泾”故事的剖分

秦始皇于出巡途中驾崩，车队在“秘之，不发丧”的情况下继续行进。秦二世胡亥与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辒凉车经行直道回到咸阳。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曾效法“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以扩张行政权势为目的东巡，至辽东，还至咸阳，很可能再次经历直道。导致望夷宫之变发生的“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于是“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事，可能也与直道交通有某种关系。秦二世直道行迹对于秦帝国行政史以及秦帝国交通史的研究，都具有值得关注的意义。

一、沙丘阴谋与“行从直道至咸阳”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途中病重去世。赵高与胡亥、李斯密谋策动沙丘政变，安排胡亥即位。《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1]

随后就有直道之行。随后又有秦二世即位，秦始皇入葬事：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郦山。[2]

司马迁的记叙虽简略，却描述了一个时代的庄严落幕，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冷酷开启。

自秦王朝开始，许多代王朝都在第一代执政者与第二代执政者权力交递时发生政治危机。秦代如此，西汉王朝刘邦拟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引起上层朝臣恐慌也是如此，此后隋代、唐代都重现了同样的政治危机。明清史也可以看到重复的情节。这种历史活剧的第一幕的演出，秦直道作为重要的布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秦始皇设计规划，并指派“名为忠信”，[3]最为信任亲近的名将蒙恬主持修筑了这条直道。这一交通史的杰作，却没有能够迎来秦始皇本人的踏行。他只是在已“崩”之后，以“会暑，上辒车臭”，“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的特殊的尴尬方式行经了这条道路。

秦二世胡亥可以说是第一位行经这一当时世界交通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道路的权位最高的执政者。

二、《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元年东巡事

据司马迁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李斯、冯去疾等随从新主往东方巡行。这次出行，时间虽然颇为短暂，行程却甚为辽远。《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止于秦二世三年(前207)，然而不记此事。由于秦二世是所谓“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4]的亡国之君，后世史家对秦二世东巡也很少予以注意。可是从交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实应当肯定这一以强化政治统治为目的的行旅过程的历史意义。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由此深化对秦文化某些重要特质的认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即位初，就刻意维护专制的基础，炫耀皇权的尊贵，于是有巡行东方郡县之议：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遂至辽东而还。……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5]

根据这一记述，秦二世及其随从由咸阳东北行，“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又再次北上至辽东，然后回归咸阳。

所谓“东行郡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则记述说：“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6]可见，秦二世此次出巡，大致曾行经碣石(秦始皇三十二年东行刻石)、邹峄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泰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梁父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立石，二十九年东行刻石)、琅邪(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朐(秦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会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行刻石)等地。可以看到，秦二世此行所至，似乎在重复秦始皇十年内四次重大出巡活动的轨迹。

通过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情形的比较，也可以认识秦二世东巡的行进速度：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凉车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九月，葬始皇郦山。[7]

秦始皇此次出行，总行程很可能不及秦二世元年东巡行程遥远，然而包括“棺载辒辌车中”自沙丘平台回归咸阳(由于李斯等“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甚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行经这段路途的情形当一如秦始皇生前)，历时竟然将近一年。从咸阳启程行至云梦以及从沙丘平台返回咸阳，有较为具体的时间记录。秦始皇仅行历这两段路程使用的时间，已经与秦二世元年东巡历时大致相当。

秦二世四月回到咸阳，七月就爆发了陈胜起义。不久，秦王朝的统治就迅速归于崩溃。可以说，秦二世“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沿途山海之神“皆礼祠之”的虔敬也没有得到预想的回报。从政治史的视角考察，秦二世东巡不过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迂拙表演。然而从交通史的视角看，却应当充分肯定这一旅行过程虽然作为帝王出巡必然侍从浩荡、仪礼繁缛，却仍然表现出较高效率的重要意义。

三、秦二世东巡的历史真实性

秦二世元年东巡有各地刻石遗存，可知历史记载基本可信。《史记会注考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关秦二世刻石的记载之后引卢文弨曰：“今石刻犹有可见者，信与此合。前后皆称‘二世’，此称‘皇帝’，其非别发端可见。”陈直指出：

秦权后段，有补刻秦二世元年诏书者，文云：“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秦始皇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与本文前段相同，而峄山、琅邪两石刻，后段与本文完全相同(之罘刻石今所摹存者为二世补刻之诏书，泰山刻石，今所摹存者，亦有二世补刻之诏书)。知太史公所记，本于秦纪，完全正确。[8]

马非百也曾经指出：

至二世时，始皇原刻石后面皆加刻有二世诏书及大臣从者名。今传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碣石刻石拓本皆有“皇帝曰”与大臣从者名，即其明证。[9]

以文物遗存证史籍记录，可以得到真确无疑的历史认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于是才有“(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的政变。[10]可以说，秦二世的地位是随从秦始皇出巡东方得以确立的。而秦二世即位之后，东巡也成为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由于有随从秦始皇出巡的经历，秦二世元年东巡于是有轻车熟路的便利。而李斯曾经多次随秦始皇出巡，当然也可以使秦二世东巡路线的选择更为合理，日程安排和行旅组织也表现出更高的效率。[11]

对秦二世出巡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在于对秦汉交通事业的发达程度缺乏了解。宋人孔平仲曾批评汉武帝巡行的交通效率：“《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12]这当然也透露出宋代文士与秦汉时人交通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四、秦二世“遵述旧绩”说

史念海很早以前论述秦汉交通路线时就曾经指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碣石临大海，为东北诸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13]秦二世元年东巡，往复两次循行并海道路，[14]三次抵临碣石。辽宁绥中发现分布较为密集的秦汉建筑遗址，其中占地达15万平方公里的石碑地遗址，有人认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当年东巡时的行宫”，即所谓“碣石宫”。[15]对于这样的认识虽然有不同的意见，[16]但是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物相类似的所谓“高浮雕夔纹巨型瓦当”的发现，说明这处建筑遗址的性质很可能确实与作为天下之尊，“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17]的秦皇帝的活动有关。

秦二世的辽东之行，是其东巡何以行程如此遥远的关键。史念海曾经说：“始皇崩后，二世继立，亦尝遵述旧绩，东行郡县，上会稽，游辽东。然其所行，率为故道，无足称者。”[18]其实，秦二世“游辽东”，并不曾循行始皇“故道”。然而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至平原津而病”，后来在沙丘平台驾崩，乘舆车队驶向前往咸阳的归途。可是这位志于“览省远方”“观望广丽”[19]的帝王，在“至平原津”之前，是不是已经有巡察辽东的计划呢？此后帝车“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只不过行历了北疆长城防线即所谓“北边”的西段，要知道如果巡视整个“北边”，显然应当从其东端辽东启始。或许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时曾追随左右的秦二世胡亥对“先帝”的这一计划有所了解，于是有自会稽北折，辗转至于辽东的行旅实践。倘若如此，秦二世“游辽东”的行程，自然有“遵述旧绩”的意义。

五、秦二世“至辽东而还”“还至咸阳”经行直道的可能性

秦二世东巡，“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遂至辽东而还”，“四月，还至咸阳。”这一路线“至辽东而还”，“还至咸阳”，不能排除经行直道的可能性。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20]秦史涉及“北边”的记录，又有《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21]秦二世欲效法“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表示：“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要“示彊”而不“见弱”，方可以“威服海内”“臣畜天下”。从这一理念出发，最重要的巡行方向，应当是传播“亡秦者胡也”谶语所暗示的北边。

理解秦二世“至辽东而还”“还至咸阳”，很可能经行直道，首先要注意的是秦帝国对“胡”形成严重威胁的方向即北边的特别关注。这是秦帝国实现统一之后集结重兵的地方，也是秦始皇委派最信任的名将蒙恬主持军事事务的地方。

第二，应当注意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巡北边”事：“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22]此次“巡北边”，自“碣石”至“上郡”，“碣石”东至“辽东”方面未曾巡行。

第三，应当注意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回程，“棺载辒凉车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以一种象征方式实现了对北边局部重要区段的视察。秦始皇车队“从井陉抵九原”，可能性较大的经行路线，是太原郡—雁门郡—云中郡—九原郡。秦二世“至辽东而还”，“还至咸阳”，有必要巡视自辽东至九原这一可能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虽列入巡行计划之中却未能实际完成的北边区段。

第四，秦二世“至辽东而还”，“还至咸阳”，最便捷的路线是沿北边道西行然后沿直道南下。[23]

无论从抗击匈奴之战略形势的需要出发，还是从继承“先帝”事业的志向出发，或是遵行最方便捷径通行条件较好的道路选择出发，秦二世巡行北边之后经直道南下“还至咸阳”，都是合理的路线择定。

六、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的数术文化考察

战国秦汉时期，秦人对于出行，怀有浓重的神秘主义意识。前引《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是秦始皇诸多出行实践记录中有关启程时间的唯一信息。《史记》保留这一日期或有深意。这是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十月癸丑，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属于秦人建除系统的“秦除”和“稷辰”中皆未见与“行”有关的文字，而在可能属于楚人建除系统的“除”中则正当“交日”。而“交日，利以实事。凿井，吉。以祭门行、行水，吉”(甲种四正贰)。“祭门行”仪式的意义，或即“告将行也”，[24] “行水”则是水路交通形式。秦始皇此次出行先抵江汉地区，“十一月，行至云梦”，很可能因此而据楚数术书择日。另一方面，“秦除”“稷辰”虽未言“行吉”，但“十月癸丑”亦不值行忌日。可见，事实确如李学勤所说，“楚、秦的建除虽有差别”，但“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25]现在分析，属于秦人建除系统的“秦除”和“稷辰”中，均未见“行吉”日。据此或许可以推想，秦人有可能是将“不可行”日之外的其他的日子都作为“利以行”、“行有得”或“行吉”之日看待的。[26]

秦二世言行也体现出对于出行的重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27]于是发生了导致其人生悲剧结局的值得注意的情节：

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28]

正是在望夷宫，秦二世与赵高矛盾的激化，致使赵高令阎乐率吏卒入宫，逼迫胡亥自杀。[29]

望夷宫之变，标志着秦帝国政治生命的完结。《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30]望夷宫之变后，秦放弃帝号，恢复“王国”名义。望夷宫，作为空间坐标，同时也是时间坐标，可以看作秦帝国史的终止符。

七、望夷宫与直道

“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是体现为交通危难的凶兆。于是秦二世“心不乐，怪”，是自然的。所谓“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似具有某种特别的含义。裴骃《集解》：“张晏曰：‘望夷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道东故亭处是也。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秦望夷宫在雍州咸阳县东南八里。张晏云临泾水作之，望北夷。’”[31]“望夷宫”名义，即“望北夷”，具有联系北边，面向边疆“夷”族的空间形势。这自然会使人联想到直道的方向。“望夷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道东故亭处是也”，可知正当直道起点云阳甘泉通往咸阳的交通要道上。

“白虎”在方位象征秩序中通常对应西方，如果在从自直道南行往咸阳的路线上，“左骖”对应的正是东方，即“关东群盗并起”体现的政治危局。[32]

《太平御览》卷六九七引《拾遗录》曰：“秦王子婴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长文须，鬓绝青，纳王舄而乘丹车。告云：天下当乱，王乃杀赵高。所梦则始皇之灵，所着舄则安期所遗者。”[33]这是另一则关于“望夷宫”的故事。秦王子婴梦中的“始皇之灵”，其交通能力借助“纳王舄而乘丹车”得以表现。“望夷宫”在秦代交通系统中的地位亦得以昭显。明代诗人王圻《望夷宫》诗：“泾原筑望夷，欲觇边尘起。讵知亡国胡，生长祈年里。”[34]可知通常人们的理解，“望夷”可以观察“边尘”“胡”“夷”动向。清人杨鸾《长城》诗：“嗟乎亡秦者胡，北胡何能啮骖者？虎祟乃非径，望夷宫中忽有兵。”[35]也强调“望夷宫”面对“北胡”即“望北夷”的作用。

裴骃《集解》引张晏曰：“望夷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道东故亭处是也。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36]所言临近“长平观道”，参考有关呼韩邪单于入关中路线，《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37]《汉书》卷八《宣帝纪》：“使有司道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38]呼韩邪单于经直道至甘泉宫，又南下往长安，途中“宿长平”。可知所谓“长平观”正当“甘泉宫”往咸阳－长安地方的重要通道。关于“长平阪”，颜师古注：“如淳曰：‘阪名也，在池阳南。上原之阪有长平观，去长安五十里。’师古曰：‘泾水之南原，即今所谓眭城阪也。’”[39]

张荫麟《中国史纲》记述“为谋北边的一劳永逸，始皇于三十三四年间”经营的“宏大的工程”，即“从河套外的九原郡治，筑了一条‘直道’达到关内的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从此至咸阳，有泾渭可通)，长一千八百里”。[40]从云阳“至咸阳，有泾渭可通”的说法值得我们注意。韩复智等编著的《秦汉史》写道：“修筑直道：从九原郡(内蒙古包头市西)直道咸阳西北百余里的云阳，长一千八百里，从云阳到咸阳有泾水可通。”[41]也强调了“泾水”在直道延长线云阳至咸阳段的意义。所谓“有泾渭可通”以及“有泾水可通”，似考虑到水运因素。[42]通过自甘泉宫南下的呼韩邪单于在“渭桥”受到欢迎，“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可知，就秦汉时期更为方便的交通方式陆路而言，“泾渭”是需要克服的交通险阻。当然，自云阳甘泉南下咸阳，不必渡渭，只需要经过泾河。由此或有助于理解秦二世“斋于望夷宫，欲祠泾”与自云阳起始的秦直道交通的神秘关系。

秦二世“欲祠泾，沈四白马”的做法很可能与交通有关。这一推想也许可以通过秦始皇相关事迹得到旁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43] “渡江”“沈璧”应用以祈祝平安顺利，或与“祠泾，沈四白马”意义接近。而出行途中渡江河遇到艰难险阻的著名史例，有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而此行“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44]也就是说，秦二世当时因与秦始皇同行，曾经亲历“临浙江，水波恶”的情形。

还有一则历史记载值得注意，《穆天子传》卷一记述周穆王与河宗柏夭相会的情形，曾经举行祭祀活动，其中有“沈马”的情节：“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沈马牛豕羊。”[45]周穆王在河宗柏夭配合下“沈璧于河”又“沈马牛豕羊”的地点，在今内蒙古包头，即秦始皇直道的起点。而秦二世“欲祠泾，沈四白马”之所在，在直道终点与咸阳的交通道路上。一北一南两相比照，也是耐人寻味的。

【注释】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4页。

[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5页。

[3]《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第2565－2566页)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2页。

[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7－268页。

[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0页。

[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0－265页。

[8]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9]马非百：《秦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8页。

[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0、264页。

[11]参看王子今：《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388页。

[12](宋)孔平仲：《孔氏杂说》卷一，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13]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后收入史念海：《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页。

[14]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1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16]参看董宝瑞：《“碣石宫”质疑》，《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董宝瑞：《“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河北学刊》，1987年第6期。

[1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18]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后收入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546页。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0页。

[2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2页。

[21]《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7页。

[2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1、252页。

[23]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6期。

[24](汉)郑玄注：《仪礼·聘礼》，(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47页。

[25]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26]这样说来，秦人建除中虽不著明“行吉”之日，而事实上的“行吉”日则远较楚人建除为多。

[2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3页。

[2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3－274页。

[2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壻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第274页)

[3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5页。

[3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4页。

[32]将军冯劫谏言，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页。赵高称关东暴动民众为“关东盗”，又言“关东群盗多”。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3页；《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8页。同时参看王子今：《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与秦的覆亡》，《史林》，1986年第2期。

[33](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九七引《抬遗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12页；《太平广记》卷七一《道术一·赵高》：“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鬓发绝伟。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之言：谓婴曰：予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于咸阳狱。”参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七一《道术一·赵高》，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40页。

[34](明)王圻：《王侍御类稿》卷一四，明万历刻本。

[35](清)杨鸾：《邈云楼集六种·邈云三编》，清乾隆道光间刻本。

[3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4页。

[37]《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798页。

[38]《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1页。

[39]《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1页。

[40]张荫麟撰：《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150页。

[41]韩复智、叶达雄、邵台新、陈文豪编著：《秦汉史》(增订本)，里仁书局2007年版，第49页。

[42]杜笃《论都赋》中说道“造舟于渭，北斻泾流”，说明泾河某些区段当时也可以通航。黄盛璋在《历史上的渭河水运》一文中指出，“关中河流能用于水运的只有渭河”，“此外泾河、洛河虽也是关中大河之一，但古今都无舟楫之利。”《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古今”概言，不免绝对。但是秦时泾水通航记录，确实未见于史籍。

[43]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9页。《秦始皇本纪》接着记述了又一例神秘主义意识导致的交通行为：“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张守节《正义》：“谓北河胜州也。榆中即今胜州榆林县也。言徙三万家以应卜游徙吉也。”(第259、260页)

[4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0页。

[45]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31页。

来源：《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